遷移過程
遷移並不是自然而然發生的，而是被既存的政治經濟體系所形塑並模式化的過程
越南移工輸出地區趨勢
確立契約勞動形式，轉向東亞勞動市場
其實越南的勞動輸出並非是新近的現象，早在1980年越南政府已將勞工輸出到前蘇聯集團和中東國家，並用來支付其債務。直到1991年，確立了契約勞動形式的勞動輸出方式，自此勞動輸出日漸發展並在1999年之後，移工移入地區由前蘇聯和東歐地區轉向東亞等新興工業國家。
在台移工國籍與人數分配
越南籍移工，208095人，約佔31%
至2017年底，在台約有六十七萬多名移工，均來自印尼、越南、菲律賓和泰國。台灣的外籍移工引進制度亦稱為客籍工人（guest worker，簡稱客工）或契約工人（contract worker）制度，移工乃是依據勞動契約來台工作，一般情況下其工作內容、時間、場所和雇主都不得任意變更，契約期滿則必須返國。在移民制度設計上有別於白領高階技術移民，是所謂的藍領低階勞動移工。移工們在台皆從事產業與社福相關工作；包含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機構看護工、製造和營造業、海洋漁撈及屠宰工作等。
移工主要輸出地區與人數趨勢
移入國家以台灣、日本、韓國和馬來西亞為主，其餘為非洲和中東地區
越南的移工人數從2000年開始大幅增加，到2006年起每年輸出約八萬名移工，這些是官方的正式統計數字，還不包含與鄰近國家。在總體人數趨勢上，可以看到1992年的人數統計只有八百一十六人；相隔十年後，2001年輸出的人數就激增到三萬六千一百六十八人；在2007年之後，每年維持約八萬勞工的輸出；2014-2017年每年都超過十萬人以上。台灣在1999年開放引進越南移工，自此人數穩定成長累計達六十二萬多人次，至2017年底在台越南移工人數則是將近二十一萬人。
移出國視角
我們在台灣所見的移工及其種種，只是其生命歷程的一部分
台灣移民研究的限制
限於移入國社會的固定容器之中
台灣學者曾嬿芬引用Andreas Wimmer與Nina Schiller提及的「方法論的國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指出台灣研究者在移民研究焦點上，有幾項限制：一、偏重於移民在移入國的生活與適應。二、關注婚姻移民而較少從事移工研究。三、在界定新移民女性議題時，與主流論述中將她們視為家庭的附庸並沒有保持太大距離；而且檢視這些主題之後會發現與主流論述中將她們社會問題化、風險化的傾向有相呼應之處。因此，移出國視角便是試圖往原鄉脈絡尋找其他的可能解釋。
北移工、南新娘
越南移工，多來自北部省分
某次課程活動，同學們請參加的移工朋友用貼紙將自己的家鄉標記出來，結果顯示移工多來自北部省分。「北移工、南新娘」的遷移現象，乃是與台灣和越南兩地的政治經濟制度因素有關。北移工現象是因為河內(Hà Nội)傳統上為政治中心，主管移工的中央機關勞動─榮軍─社會部(MOLISA)和海外勞動管理局(DOLAB)均位於此，以及高達八成以上代表國家管理一環的勞動出口公司亦集中於北部；南新娘現象則與活動於南部胡志明市(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及周邊省分的台商，介入跨國婚姻仲介網絡有關。
海洋餐廳不賣海鮮
只賣家鄉味，專治思鄉病
海洋越南小吃，下方越文Hải Dương Quán意為海洋館，實際上並不以海鮮料理見長。那為何名稱要取做「海洋」呢？前面我們提過北移工現象，海洋省(tỉnh Hải Dương，多譯為海陽省)其實是移工最多的原鄉省分之一；假日的家鄉味總是吸引著大批移工來此聚餐，不知情的台灣人還以為是賣海鮮的餐廳！當我們以移入國(台灣)的立場來觀看越南的人事物，若沒有對移出國社會有正確地認識，很多時候會不得其解甚至是產生誤解，而偏見與歧視就會從這些小地方累積。
觀點與分析
越南移工的日常政治與共同體意義
越南作為社會主義國家
濃厚的社會發展意涵
越南相較於印尼、菲律賓、泰國等東南亞傳統移工國家，勞動輸出政策不僅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其特色在於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強調公正與分配的意識形態，政策背後隱含著濃厚的社會發展意涵。作為微觀個體的移工並沒有實踐鉅觀國家政策的義務，但就移工人數與地方發展的蓬勃景象來看，越南勞動輸出政策是如何成就這樣的經濟表現？
日常政治
將「出國工作」視為一項政治資源
本書在分析策略上將日常政治(everyday politics)作為概念工具，把「到國外去工作」(đi làm việc ở nước ngoài)視為一項政治資源，其政治問題即為：出國工作如何作為一項資源，形成的背景與過程是什麼？誰可以出國工作？誰有權決定哪些人可以出國工作？又，這些社會條件是如何確立的？這些問題對於農村當地人而言都是重要的政治問題。
共同體
血緣共同體(家庭/宗族)→地緣共同體(農村)→精神共同體(國家/民族)
透過移出國的文獻資料和田野經驗，描繪勞動輸出作為國家政策的形構與運作機制，以及出國工作為農村帶來什麼樣具體的發展型態。並以共同體(community)觀點進一步討論越南特有的家庭與農村文化特徵，這種特殊的團結觀又是如何有益於勞動輸出政策。共同體有一種默認一致的共識，把共同體的成員團結在一起的特殊力量與感情。團結的共同體意義，其重要性在於它是生產自越南的傳統文化，並實踐於社會結構之中，這樣的文化和結構是與其他社會不同的，也不可能被任意複製。
精選圖文
構築台灣與越南兩地的移工情境，進一步貼近移出地的原鄉脈絡
台灣的東南亞地景
東協廣場，前身為台中第一廣場
2016年7月，台中市長林佳龍將其命名為東協廣場，雖然旨在呼應中央的新南向政策，但可說是地方政府首次正視東南亞移工存在台灣社會的事實，並將之納入都市計劃發展中；不像過去的主政者總是視而不見，甚至是排除在外。此處是中部地區移工們購物消費與休閒交誼的場所，他/她們在此生活早已成為台灣東南亞地景中的重要組成。東協廣場對於東南亞區域知識而言，即為一個行動教室，不僅是認識東南亞的具體文本，也是理解東南亞的文化空間。
勞動出口公司
作為國家管理一環
越南的勞動出口公司(công ty xuất khẩu lao động)幾乎都帶有國營色彩(國家所有與集體所有)，甚至是中央主管機關勞動部也有直屬的勞動出口公司，其本質是「國家管理的一環」，性質不同於台灣的外勞仲介公司。黨和政府也會透過組織勞動出口協會(VAMAS)進一步監督和管理各公司，勞動出口公司藉由與國外勞動仲介公司的業務往來，也掌握了國外勞動市場動向的第一手資訊；許多的法令和政策都是由勞動出口公司扮演訊息傳遞與組織運作的角色，也是國家和移工之間重要的橋接制度。
政府宣傳出國工作
宣傳車上紅色布條寫著：若要脫離貧窮生活，馬上踴躍參加出口勞動計劃！
2009年4月29日頒佈第71/2009/QD-TTg號決定，名為2009-2020年階段致力於實現持續減貧目標，幫助貧窮縣大力推動勞動輸出(Phê duyệt Đề án Hỗ trợ các huyện nghèo đẩy mạnh xuất khẩu lao động góp phần giảm nghèo bền vững giai đoạn 2009-2020)。第71號決定的政策目標，指向優先選送六十二個的貧窮縣的政策對象，透過勞動輸出活動逐年減少貧窮縣的貧窮率。國家推動勞動輸出政策，除了直接以國家法令指導外，也透過「勞動出口公司」和「基層代理人」等制度安排積極推動；勞動輸出是受到黨、國會和政府高度重視與認可的政策，各地方政府莫不以此為發展的具體可行途徑。
移工要蓋康莊樓房
一棟高大寬敞的樓房，對於移工來說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Khang trang為越文寬敞平坦之意，音似中文「康莊」，khang trang一詞也不斷地出現在地方政府宣傳勞動輸出政策的話語中。高大寬敞樓房的家是一形象鮮明的物體，它具有物質的和心理的功能，物質的是指房子遮風避雨的居住功能，心理是指情感寄託的撫慰作用。蓋一棟樓房除了給原鄉家人一個良好的居住環境，促進個人健康與環境衛生；同時，也是在實踐移工「不在家」的角色義務。移工出國工作，使得其他家庭成員必須共同負擔其工作或義務(通常是養育子女、奉養父母和祭拜祖先)，在出國工作這段期間內，他/她們就必須設法為自己的缺席盡到責任。其次，在農村緊密的人際網絡裡，村民對於農村生活裡的大小事是極為敏感的，哪個家庭因為國外工作的子女寄錢回家蓋了樓房，消息很快地就會傳遍全村；同樣地，如果家庭經濟沒有因此有所改善，恐怕也會遭受莫名的責難。移工蓋棟康莊樓房，是因為作為家庭成員的情感與義務，也是受農村的文化和社會結構所影響；正如Durkheim所說，假如社會結構是不同的，那麼這些情感也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作者簡介
張書銘
越南研究人生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曾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博士後研究員、兼任助理教授、《台灣東南亞學刊》執行編輯，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台灣經濟研究院兼任副研究員，鴻毅旅遊專案企劃。曾榮獲臺灣社會學會碩士論文獎（2002-2003）、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博士候選人獎助（2012-2013）、台灣東南亞學會博士論文獎（2015）、教育部人文及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改寫專書暨編纂主題論文集計畫獎助（2017）。
研究興趣為：東南亞社會與文化、在台新移民與移工、越南研究、發展研究等。
